從五四德先生賽先生論人性論的典範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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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一百年了，五四運動高呼請德先生和賽先生來到我們的中國，近百年快過去，這兩位先生究竟是西方人，只適合在西方的國度生活，抑或是地球人，是可以落藉地球不同國度? 似乎仍然困惱著這一代中國人。就在紀念五四的日子，我們的社會卻為了德先生來港的單程證爭個不休 -- 這是不是某種歷史的吊詭? 港人內地所生子女的居港權因為人大常委會釋法而要回鄉按秩序申請來港，德先生的居港權也是因為人大常委會釋法而要延遲批出 - 直至另行通告為止。

五四也是一個對中國本身文化反省的運動，所以筆者亦從中國與西方文化的一些粗疏的對比當中，嘗試看看一個文化現象。

也許有人會說：國家科技近年不是突飛猛進嗎? 在不少成就上不是走在尖端科技領域嗎? 不是已經有中國人取得西方世界最高的科學家榮譽嗎? 但如果我們以平常心去看看實況，取得這些西方世界最高科學成就獎項的中國人都並非在中國本土成長和成熟的科學家，而在基礎和理論科學上，中國的發明和創建，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毫無疑問在技術使用上，中國人的智慧絕不比其他人遜色，問題不是智慧和能力，問題是不是在於其他更重要的層面呢?

為甚麼一篇講民主政治的文章，有這樣的一個前言呢?

德先生與賽先生引起筆者對這個問題的關注，不是五四的臨近，而是因為近日一位知名人士以關懷香港前途的深情，指出香港是不能經得起「政治實驗」的代價 -- 筆者當然明白這位值得尊重的長者的意思是指零七零八雙普選作為一個「政治實驗」，但筆者亦希望進一步指出：事實上整個現代代議式的民主制度，正是以每幾年做一次「政治實驗」 -- 定期選舉 -- 為核心的制度。如果說香港經不起政治實驗的代價，相當於說香港不應推行全面普選的現代代議式的民主制度。而這種由德先生做的「政治實驗」，與賽先生做實驗科學，是有相當的理論關聯性。

以定期選舉為基礎的民主制度並不假設有一套預設為真為善的宏觀政治藍圖，也不預設任何一個團體因為某些預先假設的特質，因而適合長期執政。讓人民以定期選舉的程序，給為政者一個有限任期的授權，在操作上質無疑於整個社會一起做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實驗，如果認為某政團表現恰當，下次選舉會再給這團體投以支持票，否則，就會另選一個；這正是實驗科學從嘗試和誤差 trial and error 中學習而得到知識的過程；定期選舉代議政制可以被視為一個定期測量民意的工具，以取得社會公意一個週期性的近似值，並以此為更替代議者的判別標準，正如任何科學測量程序和工具一樣，測量程序和工具並不能預測任何被測量者是否符合某個特定基準，而且每次再做實驗，其實是基於對已有知識的一種存疑，而不是肯定 -- 一如每次選舉，最受質疑和挑戰的，通常就是執政陣線 - 正是與這種與實驗科學精神一致的思想取向。

這位西方人在香港中國人地方生活了一段長時間，似乎也深深受到中國文化意識所影響，因為如果從西方近代科學的興起來看，實驗精神正是近代科學的基石，但已經有論者指出 (例如韋伯的《儒家與道教》)：中國傳統文化之中，這種科學精神從未真正得到重視和發展。

為甚麼這樣說呢? 筆者以下只是從一個非常概略的分析，當中可能有很多枝節是值得受批評的，但希望主體的論述是可以被理解和認同，因為筆者相信人在知識上的「有限性」，筆者並不認為自己因為有著對愛國愛港的真心誠意 -- 對基督徒來說加上對神無偽信心 - 自己所講的就自然是正確的。

筆者在大學時因為選修的科目，也有到新亞書院人文館上課，人文館對面就是誠明館，這正是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的人文精神的代表，中庸語：「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中國傳統智慧，倫理學、教育論和知識論是相通的，相信由誠而明，是人性本有的質素，而由明而誠，就是教育的成效，似乎對人性，對人的誠意，對人的認知能力，甚至對教育的授與受，都是抱著一種質樸的信任。

西方現代科學精神的起點，在於對人認知能力的基本懷疑，笛卡兒可以說是這種現代知識論的先驅。很多時我們會引述笛卡兒的經典名句：「我思故我在」 I think therefore I am，但這引述基本上是對他著作的一個誤解：其原文意思是「我懷疑故我在」 I doubt therefore I am，笛卡兒所開展的近代科學的知識論，起點不在於肯定一個在思考的我 (一項正面肯定的知識)，所以肯定說我存在，而是說如果我懷疑一切 -- 甚至包括懷疑自己是否存在 -- 的時候，有一點似乎是有需要假設為肯定的，就是這個懷疑一切的我是存在，因而才可以有一個我去懷疑一切 (一項在懷疑中才會被肯定的知識)。

從實驗科學來看，中國人講「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雖然肯定人認知的主觀性，不過在日常生活中，需要講溫度的可能就是接觸熱水 (洗澡或飲用) 和熱食，自己當然會知冷暖，對於小孩和嬰兒，也許有不少母親給他們熱水和熱食，都是用自己的手來測溫，既然相信母親是最真誠為孩子的人，所以母親就自然是最好的測溫儀器，雖然明知冷熱是主觀認知，也沒有必要懷疑這種基於「冷暖自知」所能建構的主觀認知，也沒有像現代實驗科學，發展出一套客觀於測量者的測溫程序和儀器。曾經到茶藝館欣賞泡茶，這當然是一種藝術，但似乎為了迎合科學精神，泡茶姑娘也會說最適合的泡茶水溫是攝氏 95度，但這樣說，反而使得筆者感到一種反科學的傾向 - 因為雖然講了一個客觀標準水溫，但卻看不見使用溫度計，仍然是「如人泡茶，冷暖自知」的主觀 - 而且對於學泡茶的人來說，其實大多在家裡是沒有可以測定沸水水溫的溫度計，最終也是「如人泡茶，冷暖自知」的主觀，畢竟這是一種藝術，本來就是相當主觀的，也不必講求甚麼客觀量度，反而在這裡說了一個客觀標準而不實行，是對實驗科學力求準確客觀量度這個原則的一種衰減。

政治也可以是一種藝術，也可以是科學，更可以是兩者矛盾的整合。如果為政者經過認真思考，主觀地真心誠意相信所作的決定，是合符社會利益，就理直氣壯去推行，其實也是可以取得人民信任的，用不著說甚麼認真考慮民意，但如果以為是為了取信於民，把自己的政見說成以民意為依歸，但自己卻沒有真心誠意去問人民或人民的代議人，這是不是一如前段所講 - 一方面提出一個客觀可量度的判準，但自己不身體力行，更同時在面對普選的要求下，推延德先生來港定居的單程證 -- 定期而普及的選舉被認為最合符實驗科學精神以測定民意的程序，這似乎也反映一種反科學的心態。

研製客觀於量度者的量度儀器的能力，是源於對量度者認知能力的一種基本肯定，但由於量度者對自己的基本懷疑，才使這種研製客觀於量度者的量度儀器的努力成為必需。

隨著現代物理學在熱動力學的發現，我們知道不單「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是基於人的主觀認知，而且發現其實我們所感到的溫度，即使是用最準確的溫度計測定，也是並非一個「客觀」的反映事實，因為所謂「溫度」，其實是在微觀世界中的每一個原子或分子的粒子的運動所造成的一個宏觀效應，是一種基於粒字數目近乎「無限大」的粒字動能的統計學結果，事實在在一杯水當中，沒有兩粒水分子的「溫度」 -- 動能 -- 是相同的，甚至我們是沒有可能準確測出一杯水每粒分子個別的動能，然後以統計學和微積分計算出這杯水的溫度，我們也只得使用宏觀世界的溫度計取得一個近似值 approximation。現代物理學另一個對於準確知識的基本懷疑正是在於同時準確測定微觀世界粒子的速度和位置的「不確定性原理」 uncertainty principle。

現代物理學在兩個體積和質量天淵之別的粒子物理學 (前段提及的熱動力學是一例) ，他們所研究的領域，都是要求打破我們一般以為對宏觀世界的確實知識，走到微觀世界看每個粒子本身的狀態的物理學。原子或次原子物理學就當然是從微觀世界中對個別粒子的認知，因而迫使我們重新理解視為理所當然的宏觀世界的科學知識，天文學所研究的不是龐然大物 - 星球和星體 - 嗎? 事實上，我們舉目觀天，看見千千萬萬的星宿，給我們的整個宏觀印象，似乎他們都大同小異的，都是可以被簡單約化為一些沒有個性的光點，可以用數學準確計算的萬有引力定律和天體力學等定律所規限，其集體行為可以用一些宏觀物理學預測，也很少人認為有必要仔細逐一看清楚每個獨立個體的本來面目，但對於天文學家來說，沒有兩個星球是相同的，每個星球都有個別自己的個性和身份，不可以被我們一般宏觀視覺觀察「統一」起來，他們窮一生的智慧和精力，就是要認識個別的星球，不可假設某些宏觀理論就代表一切。宏觀理論並不能代替我們對微觀個體的認知，要了解他們，我們必須尊重每個個別粒子。

沙卡洛夫是一位被稱為前蘇聯人權鬥士的原子物理學家，而有中國沙卡洛夫之稱的方勵之，是一位天體物理學家。

對於一個國家之於人民來說，似乎與我們習慣於從宏觀世界決定微觀世界的思維方式，但正如粒子物理科學，個別公民也是不應該簡單地被宏觀政治理想所統一的個別主體，我們有必要懷疑某些宏觀政治理想對於個別公民微觀認知的對確性，而且更有必要發展出一套類似實驗科學的方法，尋求一種客觀於為政者的量度工具，嘗試測定個別人民作為公民社會的基本粒子 fundamental particles 的政見和價值取向；在本身的科學領域當中，粒子物理學家千方百計了解個別粒子的狀態，在政治科學領域當中，我們是否也要尋求建立這樣的制度呢?

筆者在中學上科學堂，老師也要我們做實驗，但當時所做的實驗，很多時都是講課之後做，目的似乎就是為了「證實」科學理論的正確性，但後來在大學讀到實證主義，也修讀一科由物理系教授任教的理學院通識科目，才真正了解到實驗精神不在於「證實」科學理論是對的，而在於懷疑已有知識是否真確，在實證主義當中，已有知識是否真確，不是於理論是否圓滿，也不在於是否權威，只在於自己能夠通過實踐或實驗證明其真確性。

如果有權威人士說外邊正在下雨，對於抱著信任權威的人來說，走出去看見真的下雨，只是要證明他是正確，但在知識上沒有增加，也沒有必須性；但在實證主義的立場看，無論甚麼人說外邊下雨，都只是一項被懷疑的知識，並不構成一項實證知識，充其量是對於外邊是否天朗氣清，多了一些疑點，只有自己做一次驗證，走出去看看，所建立的才是實證知識。也有人說我們的科學教育不能成就科學家，筆者是認同的，因為我們的老師，很多時叫我們做實驗是要去證明他所講的正確的，但真正的科學精神，就是要培養對老師所講的理論的一種懷疑，從而思考如何證實或否定老師所講，做實驗的知識論起點在於懷疑已有知識，這才會使得基礎科學得以在前人的成就上得以發展，而運用技術的知識論起點，是對已有理論的肯定和知識的確定。

也許大家不會質疑筆者這樣說：中國傳統政治思想中最接近現代民主民權思想的體系，就是孟子的民本思想 -- 「盡心篇下」 所講的 「民為貴、社裬次之、君為輕」。但在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當中，民之貴不在於為君者有必要尋求得知民心所求，而在於為君者本著自己對人民社裬的誠意，認為只要真誠為人民，自己所急就自然是人民所急，因而在施政上就自然是以民為本。

而這種期望由明君體察民情的政治意識，正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的一種邏輯，就是明君能夠體察民情的一種主觀體會，所謂民情，一如溫度是微觀世界粒子運動的宏觀統計近似值，是微觀世界中每個個體公民的取向的一種宏觀觀察的一種統計近似值，但由於相信「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在中國政治學的歷史來看，似乎一種基於懷疑的知識論，不可能成為思想的主流，在中國傳統政治思維當中，似乎我們不會懷疑即使君「誠」，也不會因此就對民情有對確的「明」，因而中國政治學討論，似乎欠缺尋求一種客觀於為君者的量度工具，以測定民情。

雖然孟子肯定「是非之心」是人之所以為人之四端之一，是中國人文精神的核心價值之一，但孟子及其學派沒有在中國文化土壤上發展出一套客觀於權力的分辨是非的知識體系。筆者嘗試隨便在網上找找「指鹿為馬」這個源於秦朝的成語，看看現代中國文化如何詮釋這個成語，發現仍是一樣：這是指出是非黑白是會被權力顛倒混淆，這個故事給我們的教訓，就是趙高後來把說是鹿的朝臣殺掉，從此朝臣們都懼怕趙高，這個故事給知識份子的提醒，就是誰有勇氣在面對強權的時候說出真相就要預備做人民英雄，把客觀知識建立於個人勇氣的主觀之上。

在紀念五四運動賽先生遲來中國的日子，不如請賽先生重新詮釋「指鹿為馬」這個成語：一隻動物是鹿是馬，本身是生物學的分類學的領域，相信生物學家不會否認任何生物的分類學，都是有相當的任意和主觀成份，為甚麼以有沒有角來分類鹿馬呢? 如果用別的分類特徵，指鹿為馬與指馬為馬可能都可以是對確的，正是因為這種懷疑，西方發展出生物分類學，一套建立於實驗科學客觀觀察和量度而建立的知識體系。

今時今日我們仍然覺得「指鹿為馬」很有當下的意義，仍然認為這個故事教訓我們有沒有個人勇氣去實話實說，正是反映中國文化缺乏這種建立於實驗科學的客觀知識的精神，這種心態，不單在文革時期有「又紅又專」的討論，甚至去到一個地步：科學對顏色的觀察，也要符合「紅色」的先決判準。

更使人感到一點悲哀的，就是在今時今日一個自命現代化的城市 - 香港，我們有一個由一位具國際學術地位的社會科學家領導的政府高層智囊機構，聘請了一個專業社會調查機構，做一個遊行人數的調查，然後以一個任何懂得社會科學調查都認為是不符合社會科學學術要求的方式，公佈專業的調查結果，這明顯就是一個現代的「指鹿為馬」版本，在一個現代知識型社會當中，我們深切盼望不會有「趙高後來把說是鹿的朝臣殺掉，從此朝臣們都懼怕趙高」的事情發生，但我們卻看見很多論者 -- 相信他們是沒有私心的 -- 提出「持平」的意見，認為社會科學調查是不可能達到絕對客觀準確 -- 這當然是事實，但如果我們這樣就否定社會科學調查作為一個有效的量度工具，這就是對社會科學建構實證知識的基本否定，對於社會科學家而言，正是基於懷疑社會科學方法能夠達到絕對客觀準確知識，因而需要建立一套認知程序和方法，在一定的可信度之下，在一定的誤差率之下，對研究對象有一個趨近實情的量度工具，社會科學調查的科學價值不在於百分百準確反映 "客觀事實" 。面對著香港是次這樣的社會科學論爭，給我們重新反省五四運動對賽先生落藉中土的期望，同時，筆者也想起與五四運動同年代，社會學之父韋伯所發表的三篇撰寫於 1903-1017年間的文章 - 收錄於 E.Shils 及 H.A. Finch 編，Max Weber 著的《社會科學方法論》。

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 - 每個個人作為研究對象 -- ，其實正是微觀物理學所面對基本粒子的不確定性一樣，因而發展出一套建立於統計學的方法，推算出一個近似值，而粒子物理學的統計學的可信度和誤差率比起社會科學，是趨近客觀的事實的理由，是因為就算是一杯水，當中的粒子數目已經是天文數字，所以在統計學上能夠做出一個趨近百分一百可信度，以及趨近零誤差率的抽樣調查，而且物理學的基本粒子，與社會科學的基本粒子 - 人 - 也有基本的分別：人不單是會思考和有自我意識的粒子，更是會自欺欺人的基本粒子！

現代香港的趙高，不可能清洗說是「鹿」的人，卻選擇了不惜破壞自己的學術公信力的方法，在社會科學調查這個領域上演一幕「劣幣驅逐良幣」，收到的效果，不是確立自己找來的專業調查機構所建立的社會科學知識的對確性，而在衰減社會科學調查在社會輿論當中扮演的角色，既然社會科學方法有其相當的主觀色彩，那就沒有甚麼所謂客觀可靠的社會科學知識了。

不錯，孟子所講的是非之心當然是求於個人堅持是非的勇氣，這也就是中國傳統人文精神求諸人內在主觀的取向一致的，但在中國學術思想和政治體上，我們的先祖，沒有建立一套外在於權力的知識論體系，在政治理想上，我們期望堯舜當政，期望執政者能夠廣開言路，能夠兼聽納諫，但在政治現實上，今時今日我們仍然爭論於「指鹿為馬」，我們仍然要依靠個人勇氣作為是非之心的保證，而不是求於一套獨立於政治權力的制度化的知識體系。

我們中國人有句話：「公道自在人心」，可是，中國傳統政治卻沒有發展出一套制度，給人民自自在在不受威脅地表達自己心中所認為的公道，趙高之所以可以清洗指鹿為鹿的大臣，正是因為政治制度要人公開表態，卻沒有一套如現今議會所定立的規定：議員在議會議政的發言，不受法律追究 (基本法七十七條) ，今時今日多少人也是為了某些原因而公開表態支持或反對某些政見，而一個伴隨民主代議制度發展的制度，反而才是真正能夠給人自自在在表達自己的政見：一個秘密不記名的投票制度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五條) 。筆者當然不是反對在公眾社會空間表達政見的自由，而是既然歷世歷代都會有趙高，我們的政治體制，有沒有建立兩個制度，免得趙高可以為所欲為：一是人民公開表達政見作為公民與政治權利的憲制制度，二是公民及其議政代表之自自在在地表達心中的公道 - 公民秘密不記名投票制度及議會權力及特權法案。

西方近現代民主政治思想的政治理論，正是源於一種基於制度化的知識論：如果為政者就是要以「公意」general will 為施政基準，那麼我們有甚麼方法可以測定「公意」? 而這個測定「公意」的起點之一，正是從基本上懷疑為君者可以憑主觀判斷，能夠準確認識「公意」的可能性。

從實驗科學的精神來說，要測定一杯水每個粒子 -- 水分子 -- 每時每刻動能是不可能的，同樣，在任何一個有相當人數的現代國家裡，測定國家每個粒子 -- 個別公民 -- 每時每刻的取向也同樣是不可能的，但如果我們從基本上否定為君者可以主觀測定人民公意的知識論基礎，但同時測定每時每刻個別人民民意是有著基本的不確定性的，那麼我們就有必要尋求一種測定人民公意的近似方法呢?

中國自古就有桃花源記這種小國寡民的烏托邦思想，從認知個別粒子的角度來看，正是只有小國寡民，才能使得憑藉為君者主觀體察民情的確定性，得以較為趨近公意的可能性增加，但在中國政治思想土壤上，在這種小國寡民的想法似乎沒有甚麼市場，在太平盛世的時候，大家就不會思考：怎樣才能使得為君者真正知道社會的基本粒子 - 人民 - 的想法呢? 在政治黑暗的時候，就更不容人去思考這問題了，孟子能講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是不是因為當時群雄四起，沒有一個強權的中央? 在中國政治思想當中，一方面我們有著一種強烈追求大一統的大國精神 (嚮往小國寡民其實有強烈的分裂國家意識) ，另一方面，我們卻因為對知識論存著一種樸素而善良的肯定性，所以歷朝臣民望治之心，在於期望堯舜大治，以建立千秋萬代之盛世，而不在於以懷疑為君者的心態出發，建構一套千秋萬代的制度，以測定民情作為更替執政者的制度。結果是怎樣呢? 結果是執政者仍然是要更替，千百年來，歷朝都是以全面內戰這個方法，作為測定天意道統和人心所向的程序，我們是否仍然願意接受勝者為王 - 得民心者得天下，就只有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更替制度」。

西方現代政治理論的發展基礎，在知識論上是與中國傳統政治理論的起點是恰恰相反的：西方現代政治理論起點在於對為懷疑知識論，而中國傳統政治理論是在於一種樂觀的知識論。

如果無可能測定每時每刻人民的公意，不等於我們就任由當政者以權力決定一切，現代代議政制民主制度便是以一個定期公民投票的機制，作為測定公意的量度工具，從而提供一個周期性的近似值，從這點來看，現代代議政制民主制度與實驗科學對現象尋求客觀測定的方法，是有知識論上共通的根源，是基於同樣的知識論假設 -- 對人認知的一種基本懷疑 -- 而發展出來的，而且肯定我們如果要了解微觀世界粒子的狀態，仍是從認知粒子本身出發，不可預設或假設任何宏觀理論就能解釋或代表任何粒子的微觀狀態。

筆者曾經提出波普的現實主義的民主定義，同時，波普亦提出，開放社會的政府所應該做的，只可以是「散餐式社會工程」 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 ，波普認為一種基於某種歷史定論 historicism 的宏觀整體社會工程，由政治權力帶領國家社會實現一種完善社會藍圖的做法，正是開放社會的敵人，在知識論上，這種歷史宏圖是基於一套對被視為對確的知識體系，但如果我們從基本上懷疑這種宏觀知識體系的可能性，我們就只可以本著做實驗的精神，嘗試一些個別的「散餐式社會工程」，並且在政治體制上內置一種執政者更替的機制，因為這種知識論基本否定任何一套宏觀理論的確定性，即或有，也否定宏觀理論對微觀世界的可預測性，因而要建構一些制度，讓人民定期表達其選擇，作為測定微觀世界個別粒子的量度工具。

近年間中就會有有識之士提醒大家愛國愛港的重要性，更會有人理直氣壯的說中央為特區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特區，都是愛特區人民的表現，也會問國家這樣愛你，你愛國家多少? 我們當然很難否定國家愛我，亦自然會說自己也是愛國的，筆者所存疑，就是基於以上的所討論的一種基於懷疑的知識論：「愛則對」無疑於「誠則明」，這種思維方式，筆者不能認同。

談情說愛的歌曲多多的是，當大家聽到這些愛國愛港的聲音，隨高聲唱和愛國歌曲之外，大家有沒有一首「愛國愛港金曲」呢?

筆者就經常想起由黃霑作詞、顧嘉輝作曲的「愛你變成害你」，這首歌首先吸引筆者的，是因為這首歌不是說對方「愛我變成害我」，而是反映一種自我反省意識：我愛對方而變成害對方：「我愛你　變了害你　萬種恩情變禍災」、「我沒有恨　我只有愛　為什麼偏會把你害」，作者感到這種自我意識源於「世間真是孽海」，從心底裡喊出「難道人生只有悲哀　千恩萬愛都不存在」的嘆息。

面對著愛你變成害你的深刻反省，我們深刻體會到人去愛的有限性，我們可以走向接近佛家那種無執的境界，說一聲「我愛你　變了害你　早知道害你　我不愛」。我們亦可以抱著對愛的一點執著，如果我們從一個對人性現實主義式的取向出發，也許我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份愛：既然知道人生本相就是如此：即使是愛，也會因為人心或世事某些有限性而愛變成害，那麼我們對伴侶，對父母，對子女的愛，是不是可以多一點基於這種現實主義的自我懷疑 - 而不是懷疑對方，因而即使自已是給對方千般恩情萬般愛意，也有必要對自己所做的善意行動，抱著多一點「實驗精神」，因而給對方的感受，多一點尊重，多一點聆聽，更要給對方多一點空間，因為知道自己所做的，雖然是憑著愛，但也可能不是對方最合適的，甚至更可能是錯的而害了對方，唯有這種起始於對自己善意和認知的懷疑，才能夠在大家意見不合的時候，不會永遠以為真理站在自己一邊，永遠以為善意是在自己一方，有意見不合，總是對方有問題，這種對對方的「惡意假設」，正是很多家人關係惡化的起點，相反，如果在意見不合時，先懷疑的不是對方，而是自己，因而給對方一個「疑點利益」advantage of doubt 甚或是「無罪推定」presumption of innocence，才能培養出一種真正的寬容和接納，家人關係也會因而有所不同，當然，這種現實主義人性觀亦同時肯定 -- 要完全排除家庭問題，甚至是悲劇 -- 是不可能的，但並不等於我們不做任何事情而嘗試與家人建立更好的關係 - 從而以一種實驗精神為出發點，留心和尊重對方的反應而不是以為自己愛就永遠是對的，因而能夠為解決雙方關係的問題，培養一個較為理想的土壤。

筆者在上文以知識論的懷疑為起點，討論民主制度和現代科學實驗精神，在知識論上的共通處，亦正正反映在「愛你變成害你」這首歌當中。與其說世間真是孽海，人生只有悲哀，我們也可以用比較中性的哲學語言，稱之為對世事和人生的「有限性」的一種體會，也只有基於這種有限性，才能夠在愛對方的同時，給自己多一份存疑，卻給對方多一點尊重和空間。

這種對有限性的肯定，在政治上，一方面抗拒任何自以為掌握人類社會整個發展歷程，能夠帶領整個國家朝向美好新世界的「宏觀社會工程」，同時，這種對人的有限性的體會，也使得我們必須為自己的社會，建立一個政治制度，就是容許人民定期做一次「政治實驗」，在選舉中給自己心目中認為最符合自己政見的執政者一份有限期的授權，而不可以假設基於某些理念組合的政治團體，是無須經過選票的驗證，就能「先驗」地肯定是最能為國家為人民的。

可能基督徒讀者讀到這裡，仍然有個疑問：筆者這些討論，與基督教信仰有甚麼關係呢? 可以說，作為西方實驗科學和政治制度思想根源，這種對人有限性的確認，就是源出於基督教 (特別是新教 Protestant) ，如果你看看西方近現代科學史和政治思想史，你不難發現近現代科學興起和民主制度興起，在經典領導人物和地域，有相當多重疊之處，而且也就是基督教 (新教 Protestant) 興起的地方，這不是歷史的偶然，而正是因為基督教信仰所提出的一套對人有限性的信念，使得信徒在認識周圍世界事物，以至社會政治生態的時候，會以懷疑人的善意和認知能力為思想的起點，因而發展出一些方法和程序，在自然科學上力求排除研究者觀的認知限制，在社會政治生活上，建立一些制度，力求排除執政者對人民的公意的認知的局限性，前者就是發展出基於精確量度工具的現代實驗科學，後者就是在政治上發展出定期選舉，作為定期測定人民的公意近似值的制度。

總結而言，在紀念五四的日子，我們承繼這個偉大的愛國運動的精神，祈求祖國昌盛，德先生和賽先生能夠落藉我土，背後卻引申著一種對我們傳統文化人性論的一種基本的典範轉移 paradigm shift，本著儒家經典中庸語所講：「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這種對人道德和知識的樂觀和善意的假設，反而是把德先生和賽先生拒於門外的一種精神基礎；相反，一種源於基督教的人性論，相信人既善且惡，肯定人有行善和認知能力，同時肯定人有行惡和誤知的傾向，肯定人的道德和認知都是有源於人性論的限制，才能真正讓賽先生在中國土地上培養出真正的實驗科學的精神，以及發明各式各樣精確量度的儀器和測定的方法，也同樣能夠讓德先生培養出一種寬容的公民精神，以及發展出一套能夠測定人民公意的定期的政治實驗程序，而不是期望明君大治的穩定狀態。

中庸：「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孟子說：「民為貴、社裬次之、君為輕」；在基督教當中，筆者也經常聽到講基督徒民主和人權觀的人，是從創造論出發，以神創造人，因而人人平等，因而人要互相尊重，但單靠這種對人道德和認知的善意和樂觀的人性論，充其量只是可以用以肯定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可能性 possibility，但從實驗科學和民主制度的發展史來看，我們所見的，除了要有這種可能性的假設外，更重要的是要看見其必需性 necessity ，在科學上，精確量度和實驗精神的必需性在於對人主觀認知的懷疑和有限性，在政治上，是為君者對於服務人民的誠意，以及對民心所向的認知的懷疑和有限性，因為只有這種懷疑，在科學上使人肯定人主觀測量是不準確，有必要尋求特定為準確測定數據的儀器和程序，在政治上，這種懷疑，使得建構一個套客觀於當政者影響的測定民意程序和制度，成為必須。

這種較為現實主義，甚或悲觀的人性論，對人抱有基本懷疑的人性論，從西方發展的思想源頭而言，是根源於基督教相信人是神所創造的一個有限者，以及人因墮落而使創造之初的原善有所欠缺的信念。一方面樂觀的人性觀使人尋求和實踐知識和價值成為可能，同時，現實主義／悲觀的人性論，卻使人們要為尋求和實踐這些知識和價值而建立的程序和方法成為必須。

雖然在西方思想發展史來看，以上這種人性論的矛盾整合，是源於基督教，但筆者無意說其他文化不可以從自身的人性論資源中，尋求一些思想體系，建立這樣的一種與實驗科學和民主制度有其內在理論關聯和統一的人性論，例如上文所引的「愛你變成害你」，從某些個人自我反省，也可以體會到「我沒有恨　我只有愛　為什麼偏會把你害」這種世事和人生的有限性。

從筆者上文的分析來看，要德先生賽先生落藉於中土，似乎就要在人性論上推動這樣的典範轉移 paradigm shift，從歷史來看，在西方近現代化的歷程上，與這樣的一種典範轉移 - 宗教改革 - 有著密切的關係，而且當時社會因而面對的這樣一種典範轉移，也不是比我們文化所要面對的一種轉移來得容易輕鬆。

何榮漢 2004年5月4日

寫於人大常委會延遲批出德先生來港單程證後的五四紀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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