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於2004年4月29日 -- 未有向報章投稿, 作者保留版權
也談「爭取普選 須解決中央疑慮」
曾鈺成先生在4月29日明報論壇版發表文章「爭取普選 須解決中央疑慮」，提出六點疑慮，筆者亦希望借此作一些回應。
第一，許多港人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認識還不很足夠，「一國」觀念、國家意識、香港法律地位的認知以及對普選意義的認識等還不夠清晰。
四月初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部份條文作解釋，而就一國觀念和香港法律地位而言，人大常委會的解釋文本，對特區具有即時生效的憲制地位，但我們從當中一項解釋可見：特區律政司司長和立法會主席及議員都似乎對這個憲制關係置若妄聞：人大常委會釋法文本包括對基本法七十四條的解釋，當中提及立法會議員不可就「政治體制」、「公共開支」及「政府運作」提出法律草案的規定，亦包括不可就有關草案在審議階段提出修正案，但律政司司長沒有就此向政府和立法會提出專業法律顧問的意見，立法會也沒有就此而隨即修訂會議常規，在4月28日立法會會議更有議員就「公共開支」及「政府運作」 (政制事務局運作) 提出修正案，明顯是違反是次人大常委會釋法文本。由此可見，是不是大家對「一國」觀念下特區的憲法地位還有未夠清晰的地方。
第二，《基本法》作為香港的憲制性法律的地位尚未牢固，不斷受到質疑、歪曲、甚至詆毀。
在政制專責小組第二號報告中，小組提出的原則之一就是對基本法「不能輕言修改」，律政司司長後來回應大律師公會的問題時亦表示：不是說選舉辦法不能修改。不能輕言修改的，是《基本法》規定的政治體制的設計和原則，屬政治體制的宏觀層面 … …」但在近日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確定直選議席與功能組別比例為一比一，曾蔭權司長在回答記者問題時，很快就提出增加整體議席是其中一個選擇，而隨後的社會輿論，亦主要是增加多少議席的問題，但筆者並沒有看見一個意見指出：是項提議是必須以修改基本法來達成的，因為基本法附件二關於立法會產生辦法的規定當中，其實只有一項規定是適用於每一屆立法會的組成：
基本法附件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
一、 立法會的產生辦法
(一)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每屆60人， 〔下從略〕
換言之，從曾司長提出這個可能性到大家討論的輿論當中，筆者看不見提議者同時指出要修改附件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每屆60人」這項規定，這是不是反映曾司長對於自己提出的「不能輕言修改」的一種矛盾? 抑或曾司長和大家都漏看了這項規定?
第三，要保持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香港的政治體制必須能夠兼顧各階層、各界別、各方面的利益，做到均衡參與。選舉委員會以及功能團體選舉制度，是保證均衡參與的主要途徑。
第五，行政與立法之間的配合還在磨合之中，今年9月第3屆立法會直選與功能團體議員各一半的格局形成後對行政主導體制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還需要一段時間實踐來驗證。
均衡參與不一定要在建制上給某些界別容易參政的「政治較平價午餐」，相反，民選黨派卻喜歡提出政治叫價甚高的訴求，各自抱著的意識本身具有相當的階級排他性，有論者懇請行政首長 (相信也包括商界參政人士) 放下身段，與民選代議人對話，筆者亦希望請自知擁有龐大民意基礎的尊貴民意代表，也可以同樣放下身段，與得到較少民意基礎的行政長官和功能組別議員對話，這種雙向的溝通，也可以達到均衡參與的目的，甚至可以發展到一種「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良性互動，打破造成社會分化的一種階級排他性的政治生態。
來屆立法會選出後，筆者預測行政立法關係方面，將會出現一種掌有行政權力的弱勢政府遇上立法會輕微多數否決聯合陣線的情況，雖然立法會可能由泛民主派佔輕微多數，由於分組投票這個關卡，泛民主派輕微多數聯合陣線並不能單方面取得一般執政黨的主導動議和修正案的實力，他們比較容易做的事就是做一個「輕微多數否決聯合陣線」，但此舉只會造成行政當局、泛民主派輕微多數聯合陣線和社會整體的「三輸」局面，但如果雙方都走出一步，透過以達到共識為目標的溝通和妥協，然後由行政當局提出獲泛民主派輕微多數聯合陣線認同的方案，就會把「三輸」局面轉化為「三贏」局面，行政立法關係當然取決於制度的安排，但在現時制度下，雙方的溝通和妥協，仍然可以達到近似的效果，更會為扮演了十多年「長期少數反對派」的民主派，提供一段過渡時期，進行「在職培訓」，嘗試體驗邁向有名有實的「多數黨」的方向，亦讓中央和特區社會有一種適應的過程。
第四，當前香港經濟正處復蘇階段，經不起震盪。在經濟狀况不穩定時進行激烈政治改革，是很不明智的。
從其他地方的經驗來看，經濟不穩定的時候，亦同時可能隱含政治不穩，人心思變的因素，以本港現時問題而言，所謂「激烈政治改革」，最高叫價也只是盡快實現基本法所規定全面普選的目標，沒有人要求更「激烈政治改革」，而且不少論者已經有力地指出 - 進行普選是有效使政治生態穩定下來的措施，因而使得社會更能面對經濟不穩的狀態。
第六，目前香港社會對07、08年是否實行普選，存在很大分歧。如果強行推進，勢必會激化社會矛盾。
事實上，筆者認為即使中央「不出手」，在九月新一屆立法會當中，反對雙普選的議員也會多於二十人，即使可以讓議員提出雙普選方案供表決，也會被否決。
筆者相信這個意見分歧無論何時都會存在的，無論支持盡快雙普選或支持延後的民意力量，大家都抱著看中央的心態，可以想像，如果下屆再爭論的時候，中央再次表態，就自然會有相當的意見會靠某一邊站，是次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一錘定音，對於中央來說，就好像是開始「碌咭」 -- 以自己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構的公信力，為某種立場提供「政治信貸」，但用信用咭延期還款是要付利息，而且就算是「不預設消費額」的信用咭，信貸限額總是有限的。
相信佔功能組別較多議席的工商業界，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沒有「廉價午餐」，功能組別可以被稱為「政治較平價午餐」，只是因為有人為他們提供「政治信貸」，同時，他們也比其他人明白：自己口裝裡那些「不預設消費額」的信用咭，事實上也是有信貸限額的，所以如果他們真誠為香港，並相信參政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方式，他們有需要在適當時間開始鼓勵他們的代議人考慮參與直選，以減少中央因為給他們「政治信貸」而構成的壓力，正如近期已經有商界人士向曾連任的功能組別議員提出挑戰，要求他們如果有心透過議會服務香港，就要考慮走上直選之路，筆者相信這種聲音在未來幾屆選舉會更加清晰。
從某個角度來說，筆者同意近日有人提出的一個提議：建立一個中央、支持盡快雙普選或支持延後的民意力量都同意的「普選指數」，作為一個客觀可以推行雙普選的參照，這樣中央也不需要再為某個立場提供「政治信貸」；但同時筆者亦同意喬曉陽副秘書長的意見，不應過於迷信民調，筆者提議的，是以特區憲制建制內的一個機制來作為這個指數：以立法會三分二多數議員支持作為這個指數，但並非要到最後法案表決時的票數，而是在2008年 (或以後一兩屆新選出立法會) 那屆立法會議員到任後不久，由政務司司長在立法會會議中提出一項休會辯論 - 以基本法四十五及六十八條文為主題的動議，讓立法會議員透過辯論發言而各自表述自已對來屆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觀點，行政長官透過這次非正式意向調查，掌握立法會議員對來屆兩項選舉的意向，並以此為基礎，向人大常委會提交報告 - 當然最重要的是這個「普選指數」必須事先獲得人大常委會接納，而不是特區自己單方面架起一條落腳點未明的橋樑。
筆者相信，其實本港是沒有反對最終全面普選的政治團體，只是大家對於實現的時間有持不同意見，而這個對發展步速的不同意見，完全不是是否違反《基本法》有關條文的問題，而是不同政見之間的討論。既然沒有政團是不支持最終普選的發展方向，隨著時間過去，愈來愈多不同政見的立法會議員會加入支持在他們任期內的一屆行政長官及他們的下一屆立法會以普選產生的行列，因此我們亦無必要假設是由於爭取盡快全面普選一方獲得全面選舉勝利，才會實現這種票數上的條件。相反，如果在特區人民心目中，中央與不支持盡快普選的政團，有某種非正式的聯盟，人民就會產生一種假設：認為只有透過選票，把他們完全拒於立法會以外，才能實現全面普選的目標，因而會造成一個形勢：只有支持盡快普選的一方取得全面勝利才可實現這個目標。這種政治假設，反而會使得某種中央不希望出現的情況，成為一種「自我實現預言」 (self fulfilling hypothesis)。
激化社會矛盾是一種雙向的互動關係，不單是社會不同意見團體要思考，中央也要思考對方可能的反應，如果有任何一方抱著預期激化的目的處事，激化分歧就成一個「自我實現預言」，但筆者相信中央和社會不同意見團體是有足夠智慧，打破這個「自我實現預言」。
何榮漢 2004年4月29日
